“老漂族”生活现状调查：到他乡融入新生活不易

那些为照顾孩子背井离乡的老人们

“老漂族”生活现状调查：到他乡融入新生活不易

编者按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0月14日是重阳节，也是我国第9个法定“老年节”。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他们中，有的为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候鸟式”离家漂泊至陌生城市;有的因子女外出务工导致家庭“空巢化”，加之乡土情结重，留守村庄;也有的因各种原因没有子女成为孤寡老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怎样，面临哪些困难，如何实现“让所有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就上述问题深入一线采访，从今天起在法治经纬版推出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担“带孩子，做家务”的重任。其中，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流动加速，越来越多的老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走进陌生的环境

● 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

● 除了整天忙着带孩子、做家务之外，语言不通、智能鸿沟、孤独、异地就医报销难、担心自己体力精力不够成家庭负担等，也是“老漂族”无时无刻面临的问题

两口子专心挣钱奔前程，姥姥在家照顾好孩子。这样的分工，在王燕(化名)心里原本是完美的，但最近“梦碎了”——姥姥和孩子琪琪都出现了一定的心理问题，“当听到心理咨询师的诊断时，我崩溃了”。

琪琪出生4个月时，王燕返回工作岗位，姥姥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到北京，开始扛起了贴身照顾琪琪、料理家务的重任。而看似平衡的背后，是姥姥心理的失衡——感觉被“困”在这个家里的焦虑，加上不能尽孝床前来自自己母亲的电话责备，让姥姥对琪琪“又爱又恨”，用心理咨询师的话来讲，“琪琪成了姥姥实现价值的工具”，6岁的孩子不再允许犯任何错误，失去了哭泣的权利。

虽然王燕家的情况有些特殊，但为了照顾孩子从老家赶到城里，全职带孙辈的“老漂族”，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64岁的吴爱芳(化名)是湖南人，儿子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工作。两年前，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女，吴爱芳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河北廊坊燕郊(紧邻北京)与儿子儿媳同住，照顾一家人的起居生活。“年纪大了，干不了别的，也只能看看孙子，做点家务，都是为了孩子们能幸福。”吴爱芳说，但幸福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占比18.7%。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这些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担“带孩子，做家务”的重任。其中，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流动加速，越来越多的老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走进陌生的环境。

这些老人在异乡生活得习惯吗?和邻里关系融洽吗?生病就医方便吗……带着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总在忙

接送孩子买菜做饭三点一线

“不说了，我得给孙子做饭了，不然就来不及了。”62岁的陈璐在河南驻马店正阳县的出租房里接受记者采访时，时不时抬头看钟表，在临近中午11点时，急匆匆地结束了采访。

陈璐是正阳县吕河乡人，以前一直生活在乡下，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为了让孙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儿子将孩子转到了县城上学，陈璐也开始了租房陪读的生活。“家里还有田，家门前有一小片菜地，养着鸡、鸭，这些也都离不开人，所以他爷爷就留在家里。”

学校、菜市场和出租房，是陈璐在县城陪读生活中最常去的三个地方。

出租房不大，屋内只能摆放下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在这个逼仄的空间内，陈璐还是想办法为孩子安置了一张书桌。孩子今年读初二，从书桌上方张贴的奖状可以看出他学习成绩优异。“这些奖状也是我的军功章，也算是对得起他爸妈，对得起自己了。”陈璐颇为自豪地说道。

据房东介绍，由于位置距离正阳县第一小学和第一中学都比较近，家里的空房常年租给陈璐这种带孩子来读书的租户，大多是老人带孙辈，因为孩子的父母要外出打工赚钱，毕竟供孩子读书和老人生活也需要不小的支出。

在陈璐的手机闹钟上，只定了3个时间：早上5点、中午11点和下午4点半。这是提醒陈璐做饭的时间，“我吃得早点晚点都无所谓，主要是因为孙子要上学，一切都得按照他的时间来”。

按时做饭、准时吃饭、接送孩子，必须要牢记遵守，对吴爱芳而言也是如此。由于儿子儿媳要早起上班，吴爱芳每天必须要赶在7点之前做好早饭，等儿子儿媳吃完走后，再把孙女喊起来吃饭，“晚一步，步步晚，时间都是固定好的”。

“哪有什么闲工夫呢?吃完饭送完孩子上学，还得去买菜。买完菜回来还得洗衣拖地。只要你想，总会有各种家务等着你干。”在回答记者“空闲时做点什么”的问题时，吴爱芳看着刚洗完晾晒的全家衣服感慨道。

刚来燕郊时，吴爱芳对一切都还不熟悉，只能去楼下的超市买精品菜，后来偶然得知附近3公里处有一个大型菜市场，蔬菜新鲜价格又低，她便每天来回步行6公里去菜市场采购。

“时间到了，我得去接孙女放学了。你看，我这一上午就买了点菜，别的什么也没干。”吴爱芳有些懊恼地说。

“什么也没干成。”常常是吴爱芳对自己忙碌生活的评价。

在北京一些公园、社区走访中，记者充分感受到：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

63岁的韩阿姨告诉记者，她对儿媳的生活习惯忍无可忍。从湖北来到北京帮忙带孙女后，平时勤俭节约的韩阿姨对儿媳的“买买买”尤为看不惯。实在忍不住了就和儿子唠叨几句，儿子劝她看开点，不要过问年轻人的事儿。她平时做家务、带孩子本来就很累，心里的委屈无处诉说，老伴又不在身边，也没有认识的朋友，从不参与社区活动，重压之下她就一直想带孙女回湖北生活。

不适应

语言不通社会隔阂各种困境

从农村来到城里，千里迢迢从老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老人在帮助子女照看孙辈之余，往往对新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

语言不通，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我不太会说普通话，有时候出去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别人总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吴爱芳稍显尴尬。也因为这一点，已经在燕郊生活两年的她依然没有交到什么朋友。

吴爱芳偶尔会听说社区里举办文化活动，但她从来没有参加过，“不知道怎么沟通。而且太忙了，照顾孩子、做完家务也没啥时间了”。

这一问题在刘氏夫妇身上同样存在，两人今年70岁，半年前，为了照顾独自在北京租房考研的外孙女，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孩子父母都在忙工作，我们老两口在老家也没什么事儿，就来北京照顾她”。

由于语言不通，刘氏夫妇刚到北京便遇到不少难题，“我想买个猪肉三鲜包，但卖包子的人听不懂，最后我用手指着价目表，人家才弄明白”。

在老家，刘氏夫妇每天晚饭后都要去家附近的广场散步，跟大家聊天;来到北京后，两人很少出门，也不喜欢跟人来往。“人家都听不懂我讲话，自然不愿意跟我说话，与其在人堆里像个傻子，还不如待在家里不出去。”刘老爷子说，他们现在每天都围着孩子转，一直忙家务事，“小区里都是高楼，每家都独门独户，邻里见面只是打个招呼，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所以也谈不上熟悉”。

吴爱芳对此也深有感触。她说：“我们都住高楼里，进了屋就关上门，邻里之间基本没有交流，人际关系比较淡。”

在王燕的母亲看来，这个社区10多栋住宅楼里住满了几千人，但都是陌生人——由于不会说普通话、不识字，在这里，她的朋友圈只有儿子、儿媳;能称得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一个;平均每月在社区遛弯的次数只有一次。

近两年，王燕母亲的心情越来越差，屡次想回家乡，却说不出口。用老人的话来说，自己的老母亲尚在，却不能尽孝床前，特别愧疚，但也知道女儿这边需要人手。只有面对孙女时，她才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可孩子们回家后，王燕母亲又常常感到很失落：“他们回来后，要么看电视、玩手机、逗孩子，要么还要忙工作。我理解，他们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说话很正常，但这样的生活确实令人感到煎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判了‘有期徒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刑满’回家。”

智能鸿沟，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乘坐电梯、刷码支付，这些年轻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吴爱芳却学习了很久。吴爱芳家住在28楼，刚来燕郊时，她一直不会也不敢独自乘坐电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硬着头皮也得学，慢慢地也就学会了”。

年纪更大的刘氏夫妇至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更不懂什么叫刷码支付，出门购物仍选择现金支付。“外孙女教过我很多次，但是我总是记不住，教来教去还不如直接使用现金。”说着，刘老爷子拿出来一个盒子打开，里面放着各种零钱硬币，“你看，这些都是我平时攒下来的，为了买东西方便”。

孤独，是这些老人遇到的第三个难题。

与吴爱芳一样，陈璐在县城也同样没有什么朋友。虽然陈璐不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但平时也很少与人来往。除了认识房东外，谁都不认识，偶尔跟同样租房的邻居打声招呼便关上了房门。唯一与外部联系的渠道便是自己的手机。

“孤独是肯定的，孙子回来还能跟我说句话，平时屋里就我一个人，连个声响都没有。”为了节约话费，陈璐甚至连电话也不会轻易打。

在北京生活的刘氏夫妇同样深感孤独，“只希望外孙女今年能顺利考上研究生，我们老两口也能赶快回家，这里一个熟人都没有，谁也不认识”。

心难安

担心体力精力不足成负担

“害怕”“担忧”，是记者采访这些老人时，经常听到的字眼。虽然为家庭、为晚辈付出了很多，但老人们还是处处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担心自己的体力、精力不济，没有帮上忙，反倒成了孩子们的负担。

为了让父母打发时间，女儿特意为他们买了一个平板电脑，下载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电视剧。但为了不打扰外孙女学习，刘老爷子从不敢放出声音，只看画面，“我们只看到晚上8点，怕第二天起不来耽误做早饭”。

吴爱芳的儿媳是东北人，为照顾儿媳口味，她会闲暇时看一些做饭的短视频。由于担心年幼的孙女玩手机，她从来都是躲着孙女看手机，还不敢看太长时间，“等把孙女哄睡着，我才能看一小会儿，一方面担心把孙女吵醒，另一方面睡得太晚，第二天没精神做家务”。

一些老人坦言，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看孩子的“脸色”。原本住在河南农村的杨庆国(化名)在老伴去世后，便搬到驻马店城里与女儿一起生活。在接送孩子、干完家务之余，杨老爷子的唯一爱好便是打麻将。“我女儿不喜欢我打麻将，一听到我打麻将就会不高兴，久而久之我也就不去了。”无处可去的杨老爷子闲暇时只能坐在家里发呆。

每次跟儿子汇报孙子的近况时，陈璐总会有些紧张。“要是孙子这次考得很好，我就会底气足一点，否则总感觉我有责任，没有把孙子带好。”

对老人们而言，更害怕自己成为拖累。

杨庆国的身体不太好，今年年初突然中风，卧床休息了近一个月。为了不给女儿添麻烦，杨老爷子刚能下床活动便立即去附近超市买菜做饭，“人老了，就不中用了。不说帮子女做点什么，只要不成为累赘就知足了”。

陈璐同样感慨：“得亏我身体硬朗，不然没人照顾孙子不说，还得有人照顾我，儿子儿媳生活就更难了。”

在外地时间长了，有的老人很想家，而现实却很无奈。

“和孩子的父母相比，肯定是我陪孩子的时间更长。不过孩子现在上学了，白天都在学校里。”谈到儿子和媳妇每天忙工作，没有时间陪孩子，当下的日子还要持续很久，吴爱芳的目光黯淡了不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伍海霞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诸多老年以亲代为寻求养老支持或帮助子女照料幼儿，在经历留守后成为“老漂族”。

伍海霞对记者说，“老漂族”的出现体现了我国当代的家庭代际支持和代际关系的变迁，即已从传统的以亲代为重心的父代权威转变为以为子代家庭投入为重心的子代权威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幼儿托育、儿童照料等方面的缺失和为老服务的不完善。

怕生病

异地就医报销成一大难题

这些漂在异乡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怕生病。

在采访过程中，多位“老漂族”向记者反映，自己需要的一些药只能在老家医院凭医生处方开取，且每次只能开一个月的药量，老人们年纪大，在异地时间长，来回奔波不方便，医保卡购药、医药费报销成了最大的一个难题。

平时如果得了感冒等小病，吴爱芳会去社区医院看病，而如果身体有状况需要进一步检查的话，她就去大医院，偶尔也会去药店买点常用药，但不管是药店、社区医院还是大医院，门诊费用的报销都让她感到很复杂。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董磊明介绍说，随着我国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流动人口中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必须从全国层面出台政策，才能保证这些老人能够便利便捷地使用医保。实际上国家层面已经有相关政策出台，问题是如何保证全面落实，即政策执行的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告诉记者，我国医保基本是按照省份统筹的，老人异地就医相对较为困难，虽然个别地区解决了老人异地医保报销问题，但绝大多数地区仍然没有解决，随着流动人口中老年人的增加，这个问题变的更加突出。

“无论是老人出于无奈还是自愿去子女工作地生活、给予子女代际支持或获得子女的养老支持，均会出现老人异地就医难、适应异地生活、与现居住地的社会融合难等问题。其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各种慢性病、重大疾病患病率增大，老人异地就医、医药费报销更成为一大难题。”伍海霞认为，医疗保障方面，应加快国家医保网络体系建设，早日实现区域医保报销互联互通。

伍海霞说，目前国家已有一些相应举措，如为解决异地医保报销问题，规定了异地就医以就医地的医保目录为准，将在一定诊疗过程中产生的目录内的药品、诊疗项目、服务设施费用纳入报销，并以参保地的政策为准，包括报销的起付线、报销比例、最高限额等。

记者注意到，2021年9月15日国家医保局颁布了《关于开展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的通知》，将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个群众需求大、各地普遍开展的门诊慢特病纳入试点范围。

伍海霞认为，基于此，未来需加快省份间医保报销网络体系建设，明晰省份间医保报销制度，实现异地就医费用异地结算，在社区层面提高社区包容性，为流动老年人做好异地医疗费用报销、养老保障跨区域联网互通提供支持，争取将异地生活的老人纳入生活地社区的医疗、照料和文娱等服务体系，在医疗、养老服务等给予同当地户籍老人同等的服务和权益，为“老漂族”解决后顾之忧。

据新华社报道，针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政府近年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出台了不少实施办法。相关条款从政务服务、交通出行、卫生保健、商业服务等方面，细化了不同年龄阶段老人可享受的优待事项，政策很好，但存在实际落地情况不好，有些政策成了“空头支票”。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老漂族’想要享受本地优质的公共服务，需要一定成本作支撑，毕竟每个地方都不愿意担负额外的成本。”董磊明说，对来城市照顾孩子的老人，应该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因为他们来城市的社会性意义就是解放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子女，释放他们的劳动力，以便他们能更好投入到城市生产建设中，实际上这也是这些老人在间接地为当地发展作贡献。

董磊明说，中国的代际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年轻人能轻装上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的到来、支持，因为父母把年轻人养育下一代的担子接了过去，老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十分辛劳，还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对于一些老人因医保手续“迁也迁不过来”“续也续不上”，日常就医、买药都成为麻烦的问题，陆杰华分析：“之前我国医保的统筹是按照地市来，现在基本达到了省级统筹，但医保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一方面可能存在技术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不同省份的医保水平不同，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差距较大，城乡差距更大，这是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所在。”

“靠一个市一个省的力量难以突破，如果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省份能逐渐与其他省份联手，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这个问题。如果能达到全国统筹，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也要考虑体制、技术等各方面的因素。”陆杰华说。

迷茫感

很多人没考虑过未来生活

在问到未来生活的打算时，接受采访的“老漂族”颇为迷茫。

“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吴爱芳边择菜边说，等到孙女再大点，不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她就回老家。

由于自己没工作，没有退休金，基本生活支出全靠儿子，在谈到回老家时，吴爱芳坦言，老家生活成本较低，还可以帮儿子减少经济压力。

“其实我对现在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团团圆圆的，比老家的那些常年见不到孩子的老人已经幸福很多了。”吴爱芳说，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常年不回家，很多老人也想进城帮子女做点事情，都没有机会，“我应该知足了”。

刘老爷子年轻时是国企干部，基本生活有一定保障，但面对未来生活，他同样没有过高期待。“吃饱饭，穿暖衣就行了，还能怎么样呢?”刘老爷子说，只要不给子女添麻烦，能照顾好自己和老伴，就满足了。

有过中风史的杨庆国谈到未来时显得较为焦虑，坦言非常担心自己的身体，只希望以后身体能好一点，趁着自己还能干，多给孩子做点事儿。

“自我价值感是啥意思?我不懂，我们不讲那些的。我就想着，只要儿子一家幸福就可以了。”陈璐说。

问及打算在外“漂”多久时，王燕的母亲说：“孩子才上小学二年级，现在没人管，怎么也得待几年。”不过她已经有了计划，等到孙女上了初中，不再需要人经常照看了就回老家，她觉得自己不能适应北京的生活方式，“这边的生活节奏太快，习惯不了”。

在伍海霞看来，“老漂族”问题的产生源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不足。目前，不同省区、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存在明显的户籍分割现象，不同户籍身份群体可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权益存在差别。老年人流动到子女生活地后受户籍限制难以被纳入流入地的医疗、老年人福利体系，不能全面享受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政策和省份之间的联动与支持。

“近年来，‘老漂族’数量不断增多，但整体对待老龄工作的理念和体制还是只关注本地老年人，导致外地老年人难以享受本地优惠政策。因此应当改变工作理念，对老年人一视同仁，让老年人老有所为。”陆杰华建议，各部门应当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要考虑相关老龄优待政策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每年全国和各地制定的与老年人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少，但并不是所有老年人对此都有所了解、都能享受到，所以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多种举措来解决这一问题。

“‘老漂族’漂得安心需要国家、社会、社区、家庭和老年人个体共同努力。”伍海霞说，比如国家需要加强户籍管理、医疗保障、幼儿托育等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调整和实施。

她建议说，在户籍管理方面，进一步推进居住证登记制度，放宽或简化直系血亲的入户政策，保障投奔子女老年人的福利和权益。

在幼儿托育方面，适应于三孩政策需求，出台公共托育体系相关政策，加快公共托育体系的建设和监管，为有需求家庭提供相应的幼儿托育服务，降低子代家庭对老年亲代的幼儿照料依靠，降低老年亲代的负担，降低“老漂族”的规模和数量。在社会层面为发展幼儿托育体系营造良好环境。相关部门需要为幼儿托育机构的选址、建设提供支持;注重幼儿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的培养与培训，保障服务质量。

构建有利于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制度和文化，提高社会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包容性，降低老年人异地生活的精神压力。

“在家庭层面，代际间需要减少代沟，加深理解，互敬友爱，构建和谐家庭代际关系，较好地实现养老扶幼。”伍海霞说。

原标题：“老漂族”生活现状调查：到他乡融入新生活不易

值班主任：李欢

标签： 老漂族 生活 现状 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