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尤丹娜

2016年，刚刚成年、考上大学的19岁男孩于传江因为年轻气盛、打架斗殴，被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

虽然没有造成恶劣的死伤后果，但因为一时的冲动，不但伤害到别人，也让自己刚刚实现的“大学梦”转眼落空，于传江心中满是自责和迷茫。缓刑的一年里，他不敢主动跟别人说话，反复想着自己的过失犯罪，用不断的反省填满服刑生活，借此感到一丝微弱的心安。

好不容易捱过一年，于传江收拾好心情，准备回到正轨，开始认真经营自己20岁的人生。既然大学梦碎，那就找一份工作自食其力，以后攒够了钱结婚生子，陪伴父母，做个遵纪守法的普通人，过好平静、简单的生活。

但重新进入人海，找工作、过日子时，于传江才发现，法律规定的“10个月”“1年”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度过，但“前科记录”却是一把永远不会有人为他解开的镣铐，无时无刻，如影随形。

他发现自己找不到工作。因为“警企联手”，他成了“过街老鼠”，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愿意接纳一名有前科的职员；即使只是想付出体力劳动，送外卖、做保安，也要求无犯罪记录证明，无法通过背景审查。

于传江觉得，出狱之后，惩罚才真正开始。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朱征夫，提交了设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提案。这份提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也给了迷茫中的于传江一丝微弱的曙光。

僵 局

疫情期间，于传江所在的食品运输公司进行了裁员。

几乎没什么“悬念”，于传江成为毫无理由、毫无根据下岗的第一批。“其实都已经习惯了”，于传江说，从缓刑期满的2017年至今，即使他再努力表现、拼命干活，那些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都几乎最多维持一个月就会被辞退，甚至拖欠的工资也不好要。因为只要有使用身份证的场合、只要有民警上门的调查，他总会被带走盘问一番。